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喝汤记

时间:2023-1-4 16:00:26

一个清冷清冷的冬夜,我和老婆骑着电动车,在这个江湖气十足的县城穿行。

我们的烙馍村转让出去已经五年了,我承认我败给了它,败给了这个县城。五年里,它留给我们的疤痕一直不曾愈合,像沉疴旧疾,在身体的某处隐藏着。

我们在努力忘掉那段记忆,当它是一场噩梦。老婆鬓角已见醒目的斑白,我也成了一个双下巴的蓝围裙大叔——如今我们在家做烙馍,地地道道的“赵氏手工烙馍”,沿街推销给饭店、超市、公家食堂,去年还上了美团外卖。女儿一直鼓励我们注册抖音号,说对销售有好处。

送完最后一家,我提议找个地方垫垫肚子,说好久没有感到这么饿了。老婆像年轻时那样,娇嗔地冲我翻了一个白眼:“知道你出来就不会空着肚回去……”

我嘿嘿笑,挠了挠头。刚认识她时我就是这个动作,一辈子都改不掉了。

老婆戴了一副咖啡色耳机式棉耳罩,长长的条纹围巾绕着脖子,深色头发在街灯下闪着光,显得有几分傻气。当年,她中师毕业后在城内完小教算术,娇弱而秀气,动不动就让调皮学生气得哭鼻子。我呢,在县轧花厂做棉检员,偶尔写几首酸不拉几的小诗。二十四岁那年,突然走了狗屎运,当上了轧花厂主管技术的副厂长。这让我一时昏了头,为着轧花厂丰厚的奖金福利,把老婆从城内完小调到轧花厂搞统计。说实话,那时候根本就不懂啥是事业编,竟把“集体合同制”“全民合同制”统统划入“皇粮”系列。好日子过了没几年,轧花厂就倒闭了。记得那天领过失业金回家,自己居然需要扶住栏杆才能走上楼梯,两条腿仿佛被砍断了一般。

我们双双下岗后,一时手足无措,投奔过同学,在体育场卖过油炸羊肉串,后来就信了那句鬼话——“生意做遍,不如去开饭店”。真奇怪怎么那么多人生活失利打算东山再起时,会把开一家饭店当作自己的不二选择,开饭店可不是容易的事,很快我就领教了。

烙馍村经营了十年,没有后台又不会打点关系,我们时常被那些限期整改书和五花八门的罚单弄得狼狈不堪,冷脸、白眼、呵斥,还有上菜高峰期呼呼啦啦闯进来的各种制服们;还远远不止这些——疫情过后,本想央求房东减免一两个月房租,房东却说:“减免啊?不给你涨就算照顾了!”突然有一天,几辆张牙舞爪的大铲车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,所有门头招牌被彻底拆除,昔日繁华热闹的餐饮一条街眨眼间变成了门牌一致的“殡葬一条街”。县交警队跟着凑热闹,安装了封闭式隔离栏杆,来吃个烙馍卷菜不兜几个圈就到不了跟前……之后两年,“烙馍村”都在空转圈,房租、工资、材料款一兑,所剩寥寥。最后,洒血割肉勉强转给了一个房产中介。

我们长长出了一口气,好像刚刚卸下一个沉重的包袱。几天后,我把工商部门出具的注销证明拿回家给老婆看,“再不用跟这些部门打交道了!”老婆眼里闪着点点泪光,握着我的手久久不语。后来,她扬起头看着我,像是提醒:“制服们明枪明刀,咱们能躲能藏;别忘了还有那些看不见的、侮辱性更大的……”

我明白她说的是什么。

当年俏丽的小学女教师,这些年跟着我受够了委屈。我发现有些东西烙在我们身上去不掉了——饭店转让以后,时不时地,我会在老婆脸上看到叫人惊讶的防御性神色;还有我,见了穿制服的,不自觉地就会点头哈腰,见了谁都是想套近乎的神情,连过去的发小都不喜欢我现在的说话方式了——狗日的,这都拜十年烙馍村所赐啊!

起风了,是那种在街角追逐翻腾的小旋风,地面的干树叶拔地而起,扑打着我们的车轮。比往年来得更早的雪花,带着全世界的寒冷朝我们袭来。一家“黑羊白汤”的招牌吸引了我,门头的LED显示屏上流动着一行字幕:

“正宗河滩黑山羊,假一赔万!”

“不是现宰新鲜羊肉,你呼我两巴掌!”

我真不想再往前走了——此时此刻,还有什么比一碗热气腾腾撒满辣椒面的羊肉汤更有魅力呢!

“一人就一碗羊肉汤,不准要菜哦。”进门时,老婆提醒我。她知道我爱面子,和很多下馆子的男人一样,单要一碗汤怕人笑话,点一个菜又嫌丢人。

像是叫人揭了短,我有点恼火,步子迈得呼呼的。不过还是决定听她的,很多时候,听女人的话不会吃亏。

这是一家民居改造的饭馆,主营烧烤、烩面、羊一套。院子里黑乎乎一片,楼梯、烧烤炉上积满了烟炱,地面的油腻粘着鞋底,每走一步就发出噗的一声。屋内昏黄的灯光下,盘碟哐当,人声嘈杂,一片喧闹。半个厨房都是明档,一口直径一米的大铁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,一套全羊骨架在锅里时隐时现,不锈钢台面上堆满了剥光洗净的疙瘩葱、大姜、蒜苗,竹筐里盛满切好的葱花和香菜碎。

“好汤!”我情不自禁在心底叫了一声,在一张还没收拾好的桌子旁坐下。

服务员是一个下巴带点婴儿肥的年轻女孩,她一边摆小件餐具,一边把腋下的菜谱递给我们。菜谱是一张正反使用的过塑彩页,除了文字,还有几张模糊不清的图片。

老婆报了一碗羊肉汤,一碗杂碎汤,说:“咱俩可以换着喝。”

“听说这家的掉渣烧饼挺棒的,那可是杂碎汤的绝配。”我用眼神请示,老婆默许了。

服务员在一旁“吞儿”一下笑了。她除了有一排发光的厚刘海,还有两只十分对称的小酒窝。她收起菜谱,准备去下单。我问卫生间在哪儿,她冲后门指了指。我抽了几张餐巾纸出来。

一个男女不分、木门上还没有插销的露天厕所,灰沙沙的白炽灯光下,墙上有一块红底黄字的标识牌:“你做的事,由水负责。”我很惊叹这个不起眼的小饭馆,设施简陋,生意却出人意料的好。我知道,既不是环境,也不是服务,他们肯定有过人之处。

回到店内,羊肉汤和杂碎汤已经在等着我了,碗里飘着一层翠绿的香菜碎,被切成四瓣的掉渣烧饼盛在一只藤筐里,一种浓郁而神秘的香味飘散在空气中。尽管我只能算半个厨子,也一眼看出这是纯正的骨头汤,没有借助三花淡奶增白,只有用家酿的烧酒、上乘的配料、敲开的骨髓,才能熬制出这一锅史诗般的鲜汤。我迫不及待挖了一勺羊油炒制的辣椒面儿撒进去,很干的那种,遇见热汤便融化开了,红灿灿一层。口水都快出来了,我舀了一勺,噗噗吹了两口。

老婆使劲儿瞪我一眼,兴冲冲的勺子快到嘴边了,又被她瞪了回去。“口腔能接受的温度不过四五十度,这热汤至少有九十度。”老婆总是不忘给我一些科普知识,饮食要清淡,拒绝油炸腌制食品,晚上十点前关机睡觉……对我这个岁数、冠状动脉开始变得狭窄的人来说,肯定都是好主意。有时候我挺佩服她的——我一天只抽三支烟,喝酒却从不动真格的。

十分钟过去了,仿佛等了半个世纪,我终于获得她的默许,举起勺子,伸向红灿灿的羊肉汤,我听见了嘴巴发出的欢快声。

这时,自吸式透明门帘“啪嗒”一响,又进来一对客人。女士跺了跺脚,靴子上的雪花溅起来,睫毛上还挂着几朵雪花,她却没有在意。男士的眼镜片被屋里热气一扑,变模糊了,他掏出一片纸巾擦了擦镜片。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位男士,是县医院神经内科的专家,那位女士肯定是他夫人了。

我站起身冲他们招呼:“杜医生,您也喜欢这一口?”

“可不是,”他也认出我来,“赵老板啊,你的烙馍村一关门,我上哪吃恁好的烙馍卷菜啊?哦,对了,你母亲睡眠还好吧,血压控制得咋样?

杜医生是县医院分管业务的副院长,却仍然坚持一周三天的专家门诊。在他眼里,所有病人都是一样的,没有贵贱之分,对像我母亲这样的乡下老太太,也像对待亲人似的,一边做检查,一边开玩笑——儿子孝顺不孝顺?几天叫你吃一顿肉?我母亲被问得哈哈大笑,也就没有了紧张情绪。接下来,他会掰开她眼睛用手电探照眼底有无病灶,用一把不锈钢小锤子叩击她的膝盖,让她照着地板砖缝走一字步,检查步态有无异常……从来不会省掉一个程序。结束后,他还会把自己的名片发给病人和家属,说有事可以打他的手机。

我告诉杜医生,说我母亲一切安好。

他点点头:“抽空带你母亲来复查一下吧,我给她调调药。”

杜医生的头发里添了更多风霜,但依旧是个英俊的男人。不少人都站起来冲杜医生打招呼,满脸洋溢着热情。这让我不由心生羡慕,盼望着自己老了也能像杜医生一样,活得有尊严,有面子,走到哪里都能受到人们的敬重和爱戴。而不是像现在,谁见了都躲得远远的,生怕沾染上我们的穷气。就是同学聚会,我也很少获邀,那是成功者的盛宴——他们好像早把我忘了。

我和老婆禁不住相视一笑,开始喝汤。

老板娘也认出了杜医生,亲自把他俩引领到屋角一张桌子,帮他们拉开椅子。我看见服务员给杜医生送去一瓶二两装的“江小白”,一碟水煮花生米;一个白净的小厨师又端上来一盘螺丝椒炒肚丝。他经过服务员身边时,女孩儿伸脚绊了他一下,眼睛却盯着别处。小厨师反应很快,转身踢了服务员两下,踢得很轻。俩人又不约而同地瞅了老板娘一眼,相互做个鬼脸,分开了。小厨师与老板娘长得很像。

跟所有小型饭店一样,老板娘既是收银员,还兼管照看凉菜柜。冬季的凉菜品种很少,水煮花生、面筋、腐竹、豆腐丝、生炝娃娃菜,对了,还有一大盆煮熟的羊脸和囫囵青尖椒摆在柜里。老板娘很年轻,但沉着冷静,举手投足之间,有一种不动声色的聪明。她手里拿着点菜夹,眼睛看着选菜的客人,脸上随时都准备着堆起微笑,把盘子递给顾客时都会附赠一个恰如其分的微笑。

时间在慢慢流逝,凉菜柜也在慢慢变空。

我和老婆吃得很细致,很清闲,很享受这种温馨的氛围。看着笑意盎然的老板娘和脚不沾地的服务员,有一瞬间,突然想起我的烙馍村生意也曾这么兴旺,恍惚间好像又回到了过去,又站在同行中间了,感觉浑身暖洋洋的。

掉渣烧饼已经进了肚子,落在藤筐里的脆渣也被吃光了。汤呢,我喝了一半,老婆也喝了一半,我们决定换一下碗。我用筷子一挑,老婆推给我的碗里,肉还稠着哩。她总是这样,平时都把好吃的留给她的男人。我打算喊服务员过来,给我们加一次汤。

“服务员!”一声严厉的声音突然炸响,还伴随着什么东西敲击桌面的声音。

寻声望去,邻桌有四个跟我年龄不差上下的中年人,声音是从那里出来的。我看着他们有点眼熟,却一时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。他们是那种在城里混油了的生意人——钱多钱少,到哪儿嗓门都贼亮贼亮。服务员笑吟吟走过去,问他们有啥需要。

一个“地包天”的男人,操着娘娘腔,指着桌上一盘“湘味小炒肉”,责怪五花肉过油了,不是生炒的,说他第一口就吃出来了。“地包天”讲一句话,就使劲挤一下眼,挤得很用力。

他旁边那个胖子,鼻子长得很特别,当地人习惯称作“绵羊鼻”。他不满意土豆丝是用刨菜器刨的,说没有刀切的味道好,又说粉皮也不对,他们要的是那种手撕圆粉皮而不是机制长粉皮。

另外两位,一个“大背头”,一个“睡衣哥”,每人嘴角都叼了一颗香烟,黑着脸一言不发,像是要跟人打架似的。

我心里突然七上八下。凭我的经验,碰上这样的客人,不会让你省事的。

服务员连连赔着不是,说:“下回一定注意,保证让各位满意。”

刚拿起桌上的不锈钢水壶,去给他们提水,又被叫回来。“地包天”指了指桌上还没打开的两瓶啤酒。服务员在兜里摸了摸,应该是忘带启盖器了,就抓起一只瓶子放进嘴里,扑一下咬开了,接着又咬开了另一瓶。

四个人都瞪大了眼睛。望着她的背影,“地包天”感慨万千:“瞧这屁股,我简直不敢相信。”“绵羊鼻”呵呵笑了,像个傻子一样,两眼挤成了一条缝。

正寻思在哪里见过这四位爷,老婆探了身子过来轻声说:“你忘了,那个人叫坑王……”

我的记忆一下子被点亮了。首先想起了那个“大背头”,他拥有三辆铲车和五辆勾机,专揽挖掘工程。我加过他的微信,这人自称“坑王”,个性签名很有个性:“天天挖坑,坑坑成功。”他中等身材,大多数时候都微微低头,双眼内陷,目光毒辣,一开口,便寒气逼人。经营烙馍村那些年,我处处小心翼翼,还是不能让所有客人满意——有人走后,台布上会留几个烟头烙的窟窿;有人临走时,会撂下一句“再不来第二回了”,也不说啥原因,让我们纳闷很久,反复自省。“坑王”属于后者。有一次我老婆慌慌张张跑出去,追到车跟前,问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了他。“坑王”黑着脸,关上车门就走了,理都没理我老婆。我老婆傻傻地待在那里,一张被汗水搅糊了淡妆的脸,永远定格在了那个仲夏。想起当年那个俏丽高傲,梳着马尾辫的中师女生,我的心仿佛被一只大手揉搓了一样。现实就是这样,是可以吞下你最后一点颜面的魔鬼。

另外三个我也对上了号。“地包天”在城郊经营一家午餐点,主要客源是民工和收破烂的。手推车上用红色写真贴糊着几行字:捞面大米8元管饱,包子卤面5元管饱。原材料却不敢恭维,都是农贸市场上的下脚料,便宜货。“绵羊鼻”有一个能够上庙会的车载式移动蛋糕房,车厢一侧经年累月挂着一个小黑板,上面的内容与蛋糕生意八竿子打不着:“考驾照,不想背理论的联系我……”然而,有一款“香蕉蛋糕”居然卖得不错。那个“睡衣哥”,除了夏天,其他季节都是一身睡衣睡裤,是东关村的电工,长了一张圆嘟嘟的娃娃脸,却透着几分莫名的蛮横。四个人结伴吃遍了县城大大小小的饭馆,一半是物以类聚,一半是显摆炫耀。“坑王”是他们的头儿,难得见他开口说话,顶多是点头摇头,活像个哑巴。

老婆一手支住下巴,一手握着勺子,试着集中精力,不去关心别的事情。其实她很紧张,我从她呼吸的节奏看出来了。

四个人仍在那里高谈阔论。“睡衣哥”问“地包天”在家干什么,“地包天”叹一口气,回他说:“我是白天没屌事,晚上屌没事。”

“绵羊鼻”一直在用手指头抠挖塞进牙缝的肉丝,还不时卷起舌头舔找。似乎也想卖弄一下,想了半天,想出一句:“早不饮茶,晚不喝酒,天傍明不往肚皮上走。到了咱这个年纪,可得记住喽!”

说完,又一次笑得像个傻子,再绕着桌子看上一圈,期待着别人响应。

这些话肯定也传到了杜医生那边,他夫人往这边望了望,皱了皱眉头。杜医生一口喝干他面前纸杯里的酒,并没有站起来,也没说什么,只是冲服务员招了招手。老板娘抢在服务员前头跑了过去,问杜医生需要什么。杜医生说:“我们只要一碗烩面,可不可以——”

“大碗面,小碗盛,一分二,对不对?”老板娘很是聪明,话说得欢快,嗓音媚人地往上一扬。

老板娘的情绪好像很不错,路过那个四个人的桌子时,捎带问了一声:

“咱们需要报主食吗?”

“坑王”脸色刷一下变了,重重地哼了一声。

“睡衣哥”一见,把手中酒杯狠狠往桌上一墩:“咋了,要撵我们走是不是?”

老板娘眼里闪过一丝错愕,又很快变得亲热而温柔,她拎起桌上的水壶一一给他们续水:“各位都是贵客,请还请不来哩。”

“地包天”哼哼了两声,想说什么却又找不到合适的话。

见他们没有继续发火,老板娘松了一口气,冲厨房喊了一嗓子:“送一个老式鸡蛋汤过来!”

后来,四个人也点了主食,一人一只手工馒头。“绵羊鼻”吩咐服务员:“上一碟小米椒,切成细圈,倒点生抽。”

我咧了一下嘴,今年小米椒跟去年香菜差不多,死贵死贵,二十四元一斤还在涨。他说的“上”,实际上就是白送。

服务员迟疑了一下,说要问问老板。这些人脸色又变了。“睡衣哥”把烟在烟灰缸里使劲摁灭,站了起来:“一蹿火把桌给你掀了!”

这家伙瞪着一双小眼,说话像跟人吵架。他可真敢——我们的烙馍村就开在东关村,领教过他两回了。这伙人不好惹。

老板娘赶紧从吧台里探出身,吩咐服务员去厨房端小米椒。

刚来时对黑羊白汤的热乎劲全没了,但我额头上挂满了密密匝匝的汗珠。我是个容易紧张的人,尤其是干了餐饮之后,情绪更难以控制。我提醒自己,烙馍村早转让了,今天我们也是消费者。可是不管用,心里还是直扑腾。

这场面把我带回到几年前,仿佛再次置身于刁难者的枪口下。那些年,每天开门后,老婆都会做一些餐前准备,特别是第一拨儿客人进门后,她脸上的表情夹杂着虔诚、敬意、厌烦和畏惧。我庆幸自己可以找借口钻进后厨不出来。其实,开店伊始我就高估了自己的抗压能力。有一天,我实在受不了了,一个人躺在家里,用被子盖住头,像个女人一样呜呜哭了。我很绝望,也很无奈。可是,烙馍村天天都要开门营业,耻辱会一次次掀起高潮,我们避无可避。

只一会儿,一碟小米椒就完了,他们要求再上一碟。一阵小心谨慎的沉默之后,老板娘还是答应了。她脸上呈现出一副逆来顺受的疲惫神情,与我老婆当年站在烙馍村吧台里一模一样。

“绵羊鼻”吃得满头冒汗,喉咙里发出哼哼叽叽的声音,他抓起一张餐巾纸,“哧哧”擤了一通鼻子,然后放在筷子旁边。他擤鼻子就像吹小号一样,整个饭馆都听见了。

第二碟小米椒快吃完的时候,“地包天”突然一拍桌子。我心里猛然一紧——当年在我们烙馍村也是这样,生气的客人叫你的方式就是这样。服务员赶紧跑过来,冲他们打招呼:

“你好……”

“好个屁!”

“地包天”一脸怒气,举着手里的馒头叫服务员看,“你们胆儿可真大,竟敢拿发霉馒头欺骗人!”

“不会吧?都是今天新蒸的馒头,我还帮后厨揉面了。”服务员盯着那只馒头,有点纳闷。

“你们的羊肉是现宰的,馒头是现蒸的,咋不说白菜是现种的?鱼是敲开河冰现捞的?鬼才相信你们这些鬼把戏!”“地包天”一脸不屑。“咱就事说事,你就说馒头上这些黑点是怎么回事吧?”

满屋子的顾客都停下了筷子,盯着这边看。我嗅到了空气中咄咄逼人的气味。

服务员回答不上来,小声喃喃着:“真是新蒸的呀……”她瞅了一眼老板娘,老板娘正在给两桌客人结账。服务员突然眼睛一亮,跑进厨房,端出来一个盛有半格馒头的不锈钢笼屉,“看看,是不是新蒸的?”

“地包天”围着半笼馒头瞅了一圈,眼睛突然一瞪:“新蒸的又怎么样,不是照样有黑点!你们是不是用发霉面粉蒸的?”

其他几个人一下子兴奋起来。“坑王”嘴上的香烟头吸得一明一闪,“睡衣哥”呼一下站了起来,提一提睡裤,挠挠后脑勺,然后挨个捏了捏那些馒头。他好像有点站不稳。“绵羊鼻”又是拍照又是录视频,扬言要发朋友圈。

这时,厨房门口伸出一个白净的脑袋,张望着这边的情况,脸上关切的表情跟他的年龄很不相称。我发现他和老板娘长得很像。

老板娘丢下正结账的客人,风风火火赶过来。她说她敢拿小店十几年的声誉保证,手工馒头都是今天下午新蒸的,用的面粉也保证没问题,店里有进货记录。

“地包天”冷笑一声,说:“你只要把馒头上的黑点解释清楚就行,卖假酒的也不会说他的酒不是粮食做的。”

“绵羊鼻”把手机对准老板娘,这家伙现在不迷糊了,说话一套一套的:“说不出个子丑寅卯,我就发朋友圈,还有抖音,让全县人民都知道,黑羊白汤卖发霉馒头,危害人民群众健康。”

一直不说话的“坑王”瞪了他一眼,居然开口了:“发什么朋友圈,直接给食监所打电话!”

面对他们疾风暴雨般的指责,老板娘的鼻尖上沁出了汗珠。她也很纳闷,怎么会有这些黑点,可又找不出合理的解释,不清楚这些吊诡的事情为啥会在自己的店里发生。然而,沉默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,最后,老板娘一脸无奈,说:“我吃一个,吃一个你们看看。”

她没有把整个馒头吃下去,而是把所有馒头的黑点全部抠下来,一口一口吞了下去。我仿佛听见眼泪在她心里翻腾。

“想消灭罪证?”“地包天”指挥“绵羊鼻”赶紧录下来,看样子他们不会善罢甘休。

我看见厨房门口那个白净的脑袋疯狂晃动着,手里掂了一件发亮的家伙,结果被一个老厨师拽了回去。接着,从厨房传出来“咣当”的声音,有什么东西被重重掷在地上。

“其实呀,是发酵粉没有揉开,我们在家蒸馒头,都遇见过这种情况。”一个厚重的声音突然从屋角响起,声音很低,很慢,却透着一股威严和不容置疑。

大家的表情有一瞬的凝滞,纷纷转过身去。

杜医生慢慢放下筷子,抽出一张餐巾纸擦了擦嘴,又把用过的餐巾纸叠好放在骨碟旁边。他一边站起身往吧台走,一边对那几个人说:“几位老弟,不要再闹了,我说的不假。针大的孔,斗大的风,有必要吗?不要一直揪住不放,根本就不是个事。”

“地包天”他们很不情愿地闭上了口。

满屋子人都一言不发地望着杜医生,就像学校里坐在板凳上等待宣读考试成绩的学生。我做了一个敬佩的手势表示赞同,被“睡衣哥”看见了,他冲我狠狠瞪一眼,还伸出手指了指我。

杜医生站在吧台前问多少钱,老板娘一脸感动,说下回吧。杜医生坚持结账,他笑着说:“饭店的菜和肉都是掏钱买的,又不是风刮来的。”

结账这一块儿我很清楚:有一回杜医生在烙馍村给他父亲过寿,三桌备一。他是我遇见的头一个不肯接受打折的顾客。订桌的时候,他只要求把菜做好,量一定要足,要有几个硬菜,亲戚都是乡下的,饭量大。说这些话时,他的笑声跟在门诊时一样爽朗清脆。

饭店恢复了正常秩序,冒着热气的菜又开始在几张桌子之间穿梭。按我平时的习惯,是要加三次汤的,可这会儿,我和老婆额头挂满了汗珠,只想赶快喝完汤走人。我打小就是一个性格温和的人,憎恶暴力,总是避开人多的地方。可是刚才,我真想把嘴里的勺子咬下一块。干饭店这些年,心脏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突发事件的考验,不到五十岁,心律就不齐了,还出现了房颤。

那四个人显然受了挫,丢了面子,也想提前结束。杜医生出门后,“睡衣哥”爆了一句粗口:“靠,让我们吃发霉馒头还不让说!”

“就是,日鬼不叫鬼叫唤……”“绵羊鼻”不失时机卖弄了一句,他肚里好像存了不少这类脏货。

四个人围住吧台,“坑王”举着手机打算结账,也许他的威信就是在一张张结算单上建立起来的。

“地包天”挤一下眼,又挤一下眼,“多少钱?”

“276元。”老板娘脸色通红,眼里闪过一丝惊悸。

“睡衣哥”歪歪斜斜地往前闯了闯,“把零头抹了!”

听那口气,他的话不能违抗。“绵羊鼻”不吭声,抽了一口烟,噘起嘴唇朝老板娘脸上慢慢吐去。

“好吧,结270吧。”

“睡衣哥”一听差点跳起来,“你打发叫花子的吧?”看来他心中的零头根本不是老板娘免去的那六块钱。

“刚才还送了咱一个老式鸡蛋汤,再说,现在原材料都涨价了,没啥利润……”老板娘一次次努力调整自己的表情,她想尽力保持脸上的笑意。

他们沉默了一会儿,见老板娘没有再让步,就把账结了。“坑王”扫完微信后问老板娘要发票,老板娘撕过发票双手递出来,笑着说:“各位慢走,欢迎下次光临!”

然而,她的笑容马上凝滞了——“坑王”把发票一点一点撕碎,摊开手掌,让碎片慢慢落到吧台上。

我的心颤了一下,我老婆比我还紧张。我俩一直在提醒自己,这不是我们的饭店,我们已经不干餐饮了,可是一点也不管用。我悄悄看了老板娘一眼,她的眼眶整个红了,她在使劲撑着不让泪水流出来。厨房门口又一阵激烈的躁动,那个小厨师再次被老厨师拽住,服务员也跑过去帮忙,把他手里的家伙夺了下来。

我觉得这时候去结账不太合适,老板娘的情绪需要稳定一下。我抽出一根牙签咬在嘴里。老婆身子僵硬地坐在那里,出神地望着我。我想安慰她两句,转移她的注意力,却笨得找不到话题。

就在这时,有一桌客人突然喊了一声:

“服务员,开水!”

“哎,来了。”

我怎么都没想到,是我老婆脆生生地答应了一声。接着,她的腿像装了弹簧一样跳起来,抓起桌上的不锈钢水壶飞奔而去。

那个慢了半拍的服务员,老板娘,我,还有吃饭的那些客人,全都瞪大了眼睛。我的老婆——当年那个俏丽、高傲,梳着马尾辫的中师生,后来的烙馍村老板娘,再次被定格在了一个特别的瞬间。

原发《莽原》2022年第3期

转载《小说选刊》2022年第7期


作者:赵文辉 来源:河南日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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