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清冷清冷的冬夜，我和老婆骑着电动车，在这个江湖气十足的县城穿行。
我们的烙馍村转让出去已经五年了，我承认我败给了它，败给了这个县城。五年里，它留给我们的疤痕一直不曾愈合，像沉疴旧疾，在身体的某处隐藏着。
我们在努力忘掉那段记忆，当它是一场噩梦。老婆鬓角已见醒目的斑白，我也成了一个双下巴的蓝围裙大叔——如今我们在家做烙馍，地地道道的“赵氏手工烙馍”，沿街推销给饭店、超市、公家食堂，去年还上了美团外卖。女儿一直鼓励我们注册抖音号，说对销售有好处。
送完最后一家，我提议找个地方垫垫肚子，说好久没有感到这么饿了。老婆像年轻时那样，娇嗔地冲我翻了一个白眼:“知道你出来就不会空着肚回去……”
我嘿嘿笑，挠了挠头。刚认识她时我就是这个动作，一辈子都改不掉了。
老婆戴了一副咖啡色耳机式棉耳罩，长长的条纹围巾绕着脖子，深色头发在街灯下闪着光，显得有几分傻气。当年，她中师毕业后在城内完小教算术，娇弱而秀气，动不动就让调皮学生气得哭鼻子。我呢，在县轧花厂做棉检员，偶尔写几首酸不拉几的小诗。二十四岁那年，突然走了狗屎运，当上了轧花厂主管技术的副厂长。这让我一时昏了头，为着轧花厂丰厚的奖金福利，把老婆从城内完小调到轧花厂搞统计。说实话，那时候根本就不懂啥是事业编，竟把“集体合同制”“全民合同制”统统划入“皇粮”系列。好日子过了没几年，轧花厂就倒闭了。记得那天领过失业金回家，自己居然需要扶住栏杆才能走上楼梯，两条腿仿佛被砍断了一般。
我们双双下岗后，一时手足无措，投奔过同学，在体育场卖过油炸羊肉串，后来就信了那句鬼话——“生意做遍，不如去开饭店”。真奇怪怎么那么多人生活失利打算东山再起时，会把开一家饭店当作自己的不二选择，开饭店可不是容易的事，很快我就领教了。
烙馍村经营了十年，没有后台又不会打点关系，我们时常被那些限期整改书和五花八门的罚单弄得狼狈不堪，冷脸、白眼、呵斥，还有上菜高峰期呼呼啦啦闯进来的各种制服们;还远远不止这些——疫情过后，本想央求房东减免一两个月房租，房东却说:“减免啊？不给你涨就算照顾了！”突然有一天，几辆张牙舞爪的大铲车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，所有门头招牌被彻底拆除，昔日繁华热闹的餐饮一条街眨眼间变成了门牌一致的“殡葬一条街”。县交警队跟着凑热闹，安装了封闭式隔离栏杆，来吃个烙馍卷菜不兜几个圈就到不了跟前……之后两年，“烙馍村”都在空转圈，房租、工资、材料款一兑，所剩寥寥。最后，洒血割肉勉强转给了一个房产中介。
我们长长出了一口气，好像刚刚卸下一个沉重的包袱。几天后，我把工商部门出具的注销证明拿回家给老婆看，“再不用跟这些部门打交道了！”老婆眼里闪着点点泪光，握着我的手久久不语。后来，她扬起头看着我，像是提醒:“制服们明枪明刀，咱们能躲能藏;别忘了还有那些看不见的、侮辱性更大的……”
我明白她说的是什么。
当年俏丽的小学女教师，这些年跟着我受够了委屈。我发现有些东西烙在我们身上去不掉了——饭店转让以后，时不时地，我会在老婆脸上看到叫人惊讶的防御性神色;还有我，见了穿制服的，不自觉地就会点头哈腰，见了谁都是想套近乎的神情，连过去的发小都不喜欢我现在的说话方式了——狗日的，这都拜十年烙馍村所赐啊！
起风了，是那种在街角追逐翻腾的小旋风，地面的干树叶拔地而起，扑打着我们的车轮。比往年来得更早的雪花，带着全世界的寒冷朝我们袭来。一家“黑羊白汤”的招牌吸引了我，门头的LED显示屏上流动着一行字幕:
“正宗河滩黑山羊，假一赔万！”
“不是现宰新鲜羊肉，你呼我两巴掌！”
我真不想再往前走了——此时此刻，还有什么比一碗热气腾腾撒满辣椒面的羊肉汤更有魅力呢！
“一人就一碗羊肉汤，不准要菜哦。”进门时，老婆提醒我。她知道我爱面子，和很多下馆子的男人一样，单要一碗汤怕人笑话，点一个菜又嫌丢人。
像是叫人揭了短，我有点恼火，步子迈得呼呼的。不过还是决定听她的，很多时候，听女人的话不会吃亏。
这是一家民居改造的饭馆，主营烧烤、烩面、羊一套。院子里黑乎乎一片，楼梯、烧烤炉上积满了烟炱，地面的油腻粘着鞋底，每走一步就发出噗的一声。屋内昏黄的灯光下，盘碟哐当，人声嘈杂，一片喧闹。半个厨房都是明档，一口直径一米的大铁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，一套全羊骨架在锅里时隐时现，不锈钢台面上堆满了剥光洗净的疙瘩葱、大姜、蒜苗，竹筐里盛满切好的葱花和香菜碎。
“好汤！”我情不自禁在心底叫了一声，在一张还没收拾好的桌子旁坐下。
服务员是一个下巴带点婴儿肥的年轻女孩，她一边摆小件餐具，一边把腋下的菜谱递给我们。菜谱是一张正反使用的过塑彩页，除了文字，还有几张模糊不清的图片。
老婆报了一碗羊肉汤，一碗杂碎汤，说:“咱俩可以换着喝。”
“听说这家的掉渣烧饼挺棒的，那可是杂碎汤的绝配。”我用眼神请示，老婆默许了。
服务员在一旁“吞儿”一下笑了。她除了有一排发光的厚刘海，还有两只十分对称的小酒窝。她收起菜谱，准备去下单。我问卫生间在哪儿，她冲后门指了指。我抽了几张餐巾纸出来。
一个男女不分、木门上还没有插销的露天厕所，灰沙沙的白炽灯光下，墙上有一块红底黄字的标识牌:“你做的事，由水负责。”我很惊叹这个不起眼的小饭馆，设施简陋，生意却出人意料的好。我知道，既不是环境，也不是服务，他们肯定有过人之处。
回到店内，羊肉汤和杂碎汤已经在等着我了，碗里飘着一层翠绿的香菜碎，被切成四瓣的掉渣烧饼盛在一只藤筐里，一种浓郁而神秘的香味飘散在空气中。尽管我只能算半个厨子，也一眼看出这是纯正的骨头汤，没有借助三花淡奶增白，只有用家酿的烧酒、上乘的配料、敲开的骨髓，才能熬制出这一锅史诗般的鲜汤。我迫不及待挖了一勺羊油炒制的辣椒面儿撒进去，很干的那种，遇见热汤便融化开了，红灿灿一层。口水都快出来了，我舀了一勺，噗噗吹了两口。
老婆使劲儿瞪我一眼，兴冲冲的勺子快到嘴边了，又被她瞪了回去。“口腔能接受的温度不过四五十度，这热汤至少有九十度。”老婆总是不忘给我一些科普知识，饮食要清淡，拒绝油炸腌制食品，晚上十点前关机睡觉……对我这个岁数、冠状动脉开始变得狭窄的人来说，肯定都是好主意。有时候我挺佩服她的——我一天只抽三支烟，喝酒却从不动真格的。
十分钟过去了，仿佛等了半个世纪，我终于获得她的默许，举起勺子，伸向红灿灿的羊肉汤，我听见了嘴巴发出的欢快声。
这时，自吸式透明门帘“啪嗒”一响，又进来一对客人。女士跺了跺脚，靴子上的雪花溅起来，睫毛上还挂着几朵雪花，她却没有在意。男士的眼镜片被屋里热气一扑，变模糊了，他掏出一片纸巾擦了擦镜片。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位男士，是县医院神经内科的专家，那位女士肯定是他夫人了。
我站起身冲他们招呼:“杜医生，您也喜欢这一口？”
“可不是，”他也认出我来，“赵老板啊，你的烙馍村一关门，我上哪吃恁好的烙馍卷菜啊？哦，对了，你母亲睡眠还好吧，血压控制得咋样？
杜医生是县医院分管业务的副院长，却仍然坚持一周三天的专家门诊。在他眼里，所有病人都是一样的，没有贵贱之分，对像我母亲这样的乡下老太太，也像对待亲人似的，一边做检查，一边开玩笑——儿子孝顺不孝顺？几天叫你吃一顿肉？我母亲被问得哈哈大笑，也就没有了紧张情绪。接下来，他会掰开她眼睛用手电探照眼底有无病灶，用一把不锈钢小锤子叩击她的膝盖，让她照着地板砖缝走一字步，检查步态有无异常……从来不会省掉一个程序。结束后，他还会把自己的名片发给病人和家属，说有事可以打他的手机。
我告诉杜医生，说我母亲一切安好。
他点点头:“抽空带你母亲来复查一下吧，我给她调调药。”
杜医生的头发里添了更多风霜，但依旧是个英俊的男人。不少人都站起来冲杜医生打招呼，满脸洋溢着热情。这让我不由心生羡慕，盼望着自己老了也能像杜医生一样，活得有尊严，有面子，走到哪里都能受到人们的敬重和爱戴。而不是像现在，谁见了都躲得远远的，生怕沾染上我们的穷气。就是同学聚会，我也很少获邀，那是成功者的盛宴——他们好像早把我忘了。
我和老婆禁不住相视一笑，开始喝汤。
老板娘也认出了杜医生，亲自把他俩引领到屋角一张桌子，帮他们拉开椅子。我看见服务员给杜医生送去一瓶二两装的“江小白”，一碟水煮花生米;一个白净的小厨师又端上来一盘螺丝椒炒肚丝。他经过服务员身边时，女孩儿伸脚绊了他一下，眼睛却盯着别处。小厨师反应很快，转身踢了服务员两下，踢得很轻。俩人又不约而同地瞅了老板娘一眼，相互做个鬼脸，分开了。小厨师与老板娘长得很像。
跟所有小型饭店一样，老板娘既是收银员，还兼管照看凉菜柜。冬季的凉菜品种很少，水煮花生、面筋、腐竹、豆腐丝、生炝娃娃菜，对了，还有一大盆煮熟的羊脸和囫囵青尖椒摆在柜里。老板娘很年轻，但沉着冷静，举手投足之间，有一种不动声色的聪明。她手里拿着点菜夹，眼睛看着选菜的客人，脸上随时都准备着堆起微笑，把盘子递给顾客时都会附赠一个恰如其分的微笑。
时间在慢慢流逝，凉菜柜也在慢慢变空。
我和老婆吃得很细致，很清闲，很享受这种温馨的氛围。看着笑意盎然的老板娘和脚不沾地的服务员，有一瞬间，突然想起我的烙馍村生意也曾这么兴旺，恍惚间好像又回到了过去，又站在同行中间了，感觉浑身暖洋洋的。
掉渣烧饼已经进了肚子，落在藤筐里的脆渣也被吃光了。汤呢，我喝了一半，老婆也喝了一半，我们决定换一下碗。我用筷子一挑，老婆推给我的碗里，肉还稠着哩。她总是这样，平时都把好吃的留给她的男人。我打算喊服务员过来，给我们加一次汤。
“服务员！”一声严厉的声音突然炸响，还伴随着什么东西敲击桌面的声音。
寻声望去，邻桌有四个跟我年龄不差上下的中年人，声音是从那里出来的。我看着他们有点眼熟，却一时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。他们是那种在城里混油了的生意人——钱多钱少，到哪儿嗓门都贼亮贼亮。服务员笑吟吟走过去，问他们有啥需要。
一个“地包天”的男人，操着娘娘腔，指着桌上一盘“湘味小炒肉”，责怪五花肉过油了，不是生炒的，说他第一口就吃出来了。“地包天”讲一句话，就使劲挤一下眼，挤得很用力。
他旁边那个胖子，鼻子长得很特别，当地人习惯称作“绵羊鼻”。他不满意土豆丝是用刨菜器刨的，说没有刀切的味道好，又说粉皮也不对，他们要的是那种手撕圆粉皮而不是机制长粉皮。
另外两位，一个“大背头”，一个“睡衣哥”，每人嘴角都叼了一颗香烟，黑着脸一言不发，像是要跟人打架似的。
我心里突然七上八下。凭我的经验，碰上这样的客人，不会让你省事的。
服务员连连赔着不是，说:“下回一定注意，保证让各位满意。”
刚拿起桌上的不锈钢水壶，去给他们提水，又被叫回来。“地包天”指了指桌上还没打开的两瓶啤酒。服务员在兜里摸了摸，应该是忘带启盖器了，就抓起一只瓶子放进嘴里，扑一下咬开了，接着又咬开了另一瓶。
四个人都瞪大了眼睛。望着她的背影，“地包天”感慨万千:“瞧这屁股，我简直不敢相信。”“绵羊鼻”呵呵笑了，像个傻子一样，两眼挤成了一条缝。
正寻思在哪里见过这四位爷，老婆探了身子过来轻声说:“你忘了，那个人叫坑王……”
我的记忆一下子被点亮了。首先想起了那个“大背头”，他拥有三辆铲车和五辆勾机，专揽挖掘工程。我加过他的微信，这人自称“坑王”，个性签名很有个性:“天天挖坑，坑坑成功。”他中等身材，大多数时候都微微低头，双眼内陷，目光毒辣，一开口，便寒气逼人。经营烙馍村那些年，我处处小心翼翼，还是不能让所有客人满意——有人走后，台布上会留几个烟头烙的窟窿;有人临走时，会撂下一句“再不来第二回了”，也不说啥原因，让我们纳闷很久，反复自省。“坑王”属于后者。有一次我老婆慌慌张张跑出去，追到车跟前，问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了他。“坑王”黑着脸，关上车门就走了，理都没理我老婆。我老婆傻傻地待在那里，一张被汗水搅糊了淡妆的脸，永远定格在了那个仲夏。想起当年那个俏丽高傲，梳着马尾辫的中师女生，我的心仿佛被一只大手揉搓了一样。现实就是这样，是可以吞下你最后一点颜面的魔鬼。
另外三个我也对上了号。“地包天”在城郊经营一家午餐点，主要客源是民工和收破烂的。手推车上用红色写真贴糊着几行字:捞面大米8元管饱，包子卤面5元管饱。原材料却不敢恭维，都是农贸市场上的下脚料，便宜货。“绵羊鼻”有一个能够上庙会的车载式移动蛋糕房，车厢一侧经年累月挂着一个小黑板，上面的内容与蛋糕生意八竿子打不着:“考驾照，不想背理论的联系我……”然而，有一款“香蕉蛋糕”居然卖得不错。那个“睡衣哥”，除了夏天，其他季节都是一身睡衣睡裤，是东关村的电工，长了一张圆嘟嘟的娃娃脸，却透着几分莫名的蛮横。四个人结伴吃遍了县城大大小小的饭馆，一半是物以类聚，一半是显摆炫耀。“坑王”是他们的头儿，难得见他开口说话，顶多是点头摇头，活像个哑巴。
老婆一手支住下巴，一手握着勺子，试着集中精力，不去关心别的事情。其实她很紧张，我从她呼吸的节奏看出来了。
四个人仍在那里高谈阔论。“睡衣哥”问“地包天”在家干什么，“地包天”叹一口气，回他说:“我是白天没屌事，晚上屌没事。”
“绵羊鼻”一直在用手指头抠挖塞进牙缝的肉丝，还不时卷起舌头舔找。似乎也想卖弄一下，想了半天，想出一句:“早不饮茶，晚不喝酒，天傍明不往肚皮上走。到了咱这个年纪，可得记住喽！”
说完，又一次笑得像个傻子，再绕着桌子看上一圈，期待着别人响应。
这些话肯定也传到了杜医生那边，他夫人往这边望了望，皱了皱眉头。杜医生一口喝干他面前纸杯里的酒，并没有站起来，也没说什么，只是冲服务员招了招手。老板娘抢在服务员前头跑了过去，问杜医生需要什么。杜医生说:“我们只要一碗烩面，可不可以——”
“大碗面，小碗盛，一分二，对不对？”老板娘很是聪明，话说得欢快，嗓音媚人地往上一扬。
老板娘的情绪好像很不错，路过那个四个人的桌子时，捎带问了一声:
“咱们需要报主食吗？”
“坑王”脸色刷一下变了，重重地哼了一声。
“睡衣哥”一见，把手中酒杯狠狠往桌上一墩:“咋了，要撵我们走是不是？”
老板娘眼里闪过一丝错愕，又很快变得亲热而温柔，她拎起桌上的水壶一一给他们续水:“各位都是贵客，请还请不来哩。”
“地包天”哼哼了两声，想说什么却又找不到合适的话。
见他们没有继续发火，老板娘松了一口气，冲厨房喊了一嗓子:“送一个老式鸡蛋汤过来！”
后来，四个人也点了主食，一人一只手工馒头。“绵羊鼻”吩咐服务员:“上一碟小米椒，切成细圈，倒点生抽。”
我咧了一下嘴，今年小米椒跟去年香菜差不多，死贵死贵，二十四元一斤还在涨。他说的“上”，实际上就是白送。
服务员迟疑了一下，说要问问老板。这些人脸色又变了。“睡衣哥”把烟在烟灰缸里使劲摁灭，站了起来:“一蹿火把桌给你掀了！”
这家伙瞪着一双小眼，说话像跟人吵架。他可真敢——我们的烙馍村就开在东关村，领教过他两回了。这伙人不好惹。
老板娘赶紧从吧台里探出身，吩咐服务员去厨房端小米椒。
刚来时对黑羊白汤的热乎劲全没了，但我额头上挂满了密密匝匝的汗珠。我是个容易紧张的人，尤其是干了餐饮之后，情绪更难以控制。我提醒自己，烙馍村早转让了，今天我们也是消费者。可是不管用，心里还是直扑腾。
这场面把我带回到几年前，仿佛再次置身于刁难者的枪口下。那些年，每天开门后，老婆都会做一些餐前准备，特别是第一拨儿客人进门后，她脸上的表情夹杂着虔诚、敬意、厌烦和畏惧。我庆幸自己可以找借口钻进后厨不出来。其实，开店伊始我就高估了自己的抗压能力。有一天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一个人躺在家里，用被子盖住头，像个女人一样呜呜哭了。我很绝望，也很无奈。可是，烙馍村天天都要开门营业，耻辱会一次次掀起高潮，我们避无可避。
只一会儿，一碟小米椒就完了，他们要求再上一碟。一阵小心谨慎的沉默之后，老板娘还是答应了。她脸上呈现出一副逆来顺受的疲惫神情，与我老婆当年站在烙馍村吧台里一模一样。
“绵羊鼻”吃得满头冒汗，喉咙里发出哼哼叽叽的声音，他抓起一张餐巾纸，“哧哧”擤了一通鼻子，然后放在筷子旁边。他擤鼻子就像吹小号一样，整个饭馆都听见了。
第二碟小米椒快吃完的时候，“地包天”突然一拍桌子。我心里猛然一紧——当年在我们烙馍村也是这样，生气的客人叫你的方式就是这样。服务员赶紧跑过来，冲他们打招呼:
“你好……”
“好个屁！”
“地包天”一脸怒气，举着手里的馒头叫服务员看，“你们胆儿可真大，竟敢拿发霉馒头欺骗人！”
“不会吧？都是今天新蒸的馒头，我还帮后厨揉面了。”服务员盯着那只馒头，有点纳闷。
“你们的羊肉是现宰的，馒头是现蒸的，咋不说白菜是现种的？鱼是敲开河冰现捞的？鬼才相信你们这些鬼把戏！”“地包天”一脸不屑。“咱就事说事，你就说馒头上这些黑点是怎么回事吧？”
满屋子的顾客都停下了筷子，盯着这边看。我嗅到了空气中咄咄逼人的气味。
服务员回答不上来，小声喃喃着:“真是新蒸的呀……”她瞅了一眼老板娘，老板娘正在给两桌客人结账。服务员突然眼睛一亮，跑进厨房，端出来一个盛有半格馒头的不锈钢笼屉，“看看，是不是新蒸的？”
“地包天”围着半笼馒头瞅了一圈，眼睛突然一瞪:“新蒸的又怎么样，不是照样有黑点！你们是不是用发霉面粉蒸的？”
其他几个人一下子兴奋起来。“坑王”嘴上的香烟头吸得一明一闪，“睡衣哥”呼一下站了起来，提一提睡裤，挠挠后脑勺，然后挨个捏了捏那些馒头。他好像有点站不稳。“绵羊鼻”又是拍照又是录视频，扬言要发朋友圈。
这时，厨房门口伸出一个白净的脑袋，张望着这边的情况，脸上关切的表情跟他的年龄很不相称。我发现他和老板娘长得很像。
老板娘丢下正结账的客人，风风火火赶过来。她说她敢拿小店十几年的声誉保证，手工馒头都是今天下午新蒸的，用的面粉也保证没问题，店里有进货记录。
“地包天”冷笑一声，说:“你只要把馒头上的黑点解释清楚就行，卖假酒的也不会说他的酒不是粮食做的。”
“绵羊鼻”把手机对准老板娘，这家伙现在不迷糊了，说话一套一套的:“说不出个子丑寅卯，我就发朋友圈，还有抖音，让全县人民都知道，黑羊白汤卖发霉馒头，危害人民群众健康。”
一直不说话的“坑王”瞪了他一眼，居然开口了:“发什么朋友圈，直接给食监所打电话！”
面对他们疾风暴雨般的指责，老板娘的鼻尖上沁出了汗珠。她也很纳闷，怎么会有这些黑点，可又找不出合理的解释，不清楚这些吊诡的事情为啥会在自己的店里发生。然而，沉默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，最后，老板娘一脸无奈，说:“我吃一个，吃一个你们看看。”
她没有把整个馒头吃下去，而是把所有馒头的黑点全部抠下来，一口一口吞了下去。我仿佛听见眼泪在她心里翻腾。
“想消灭罪证？”“地包天”指挥“绵羊鼻”赶紧录下来，看样子他们不会善罢甘休。
我看见厨房门口那个白净的脑袋疯狂晃动着，手里掂了一件发亮的家伙，结果被一个老厨师拽了回去。接着，从厨房传出来“咣当”的声音，有什么东西被重重掷在地上。
“其实呀，是发酵粉没有揉开，我们在家蒸馒头，都遇见过这种情况。”一个厚重的声音突然从屋角响起，声音很低，很慢，却透着一股威严和不容置疑。
大家的表情有一瞬的凝滞，纷纷转过身去。
杜医生慢慢放下筷子，抽出一张餐巾纸擦了擦嘴，又把用过的餐巾纸叠好放在骨碟旁边。他一边站起身往吧台走，一边对那几个人说:“几位老弟，不要再闹了，我说的不假。针大的孔，斗大的风，有必要吗？不要一直揪住不放，根本就不是个事。”
“地包天”他们很不情愿地闭上了口。
满屋子人都一言不发地望着杜医生，就像学校里坐在板凳上等待宣读考试成绩的学生。我做了一个敬佩的手势表示赞同，被“睡衣哥”看见了，他冲我狠狠瞪一眼，还伸出手指了指我。
杜医生站在吧台前问多少钱，老板娘一脸感动，说下回吧。杜医生坚持结账，他笑着说:“饭店的菜和肉都是掏钱买的，又不是风刮来的。”
结账这一块儿我很清楚:有一回杜医生在烙馍村给他父亲过寿，三桌备一。他是我遇见的头一个不肯接受打折的顾客。订桌的时候，他只要求把菜做好，量一定要足，要有几个硬菜，亲戚都是乡下的，饭量大。说这些话时，他的笑声跟在门诊时一样爽朗清脆。
饭店恢复了正常秩序，冒着热气的菜又开始在几张桌子之间穿梭。按我平时的习惯，是要加三次汤的，可这会儿，我和老婆额头挂满了汗珠，只想赶快喝完汤走人。我打小就是一个性格温和的人，憎恶暴力，总是避开人多的地方。可是刚才，我真想把嘴里的勺子咬下一块。干饭店这些年，心脏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突发事件的考验，不到五十岁，心律就不齐了，还出现了房颤。
那四个人显然受了挫，丢了面子，也想提前结束。杜医生出门后，“睡衣哥”爆了一句粗口:“靠，让我们吃发霉馒头还不让说！”
“就是，日鬼不叫鬼叫唤……”“绵羊鼻”不失时机卖弄了一句，他肚里好像存了不少这类脏货。
四个人围住吧台，“坑王”举着手机打算结账，也许他的威信就是在一张张结算单上建立起来的。
“地包天”挤一下眼，又挤一下眼，“多少钱？”
“276元。”老板娘脸色通红，眼里闪过一丝惊悸。
“睡衣哥”歪歪斜斜地往前闯了闯，“把零头抹了！”
听那口气，他的话不能违抗。“绵羊鼻”不吭声，抽了一口烟，噘起嘴唇朝老板娘脸上慢慢吐去。
“好吧，结270吧。”
“睡衣哥”一听差点跳起来，“你打发叫花子的吧？”看来他心中的零头根本不是老板娘免去的那六块钱。
“刚才还送了咱一个老式鸡蛋汤，再说，现在原材料都涨价了，没啥利润……”老板娘一次次努力调整自己的表情，她想尽力保持脸上的笑意。
他们沉默了一会儿，见老板娘没有再让步，就把账结了。“坑王”扫完微信后问老板娘要发票，老板娘撕过发票双手递出来，笑着说:“各位慢走，欢迎下次光临！”
然而，她的笑容马上凝滞了——“坑王”把发票一点一点撕碎，摊开手掌，让碎片慢慢落到吧台上。
我的心颤了一下，我老婆比我还紧张。我俩一直在提醒自己，这不是我们的饭店，我们已经不干餐饮了，可是一点也不管用。我悄悄看了老板娘一眼，她的眼眶整个红了，她在使劲撑着不让泪水流出来。厨房门口又一阵激烈的躁动，那个小厨师再次被老厨师拽住，服务员也跑过去帮忙，把他手里的家伙夺了下来。
我觉得这时候去结账不太合适，老板娘的情绪需要稳定一下。我抽出一根牙签咬在嘴里。老婆身子僵硬地坐在那里，出神地望着我。我想安慰她两句，转移她的注意力，却笨得找不到话题。
就在这时，有一桌客人突然喊了一声:
“服务员，开水！”
“哎，来了。”
我怎么都没想到，是我老婆脆生生地答应了一声。接着，她的腿像装了弹簧一样跳起来，抓起桌上的不锈钢水壶飞奔而去。
那个慢了半拍的服务员，老板娘，我，还有吃饭的那些客人，全都瞪大了眼睛。我的老婆——当年那个俏丽、高傲，梳着马尾辫的中师生，后来的烙馍村老板娘，再次被定格在了一个特别的瞬间。
原发《莽原》2022年第3期
转载《小说选刊》2022年第7期
